从注重诗歌鉴赏的差异性的角度看，王夫之对“兴观群怨”的阐释前无古人，已具有某种现代色彩。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评价说：“按照他的观点，一首诗所具有的‘兴观群怨’之情发生在阅读之中，它不是等待读者去发现的原有特性，而是原有特性与读者所在情境的关系。这个立场与加达默尔（Gadamer）的立场何其相似，在《真理与方法》中加达默尔认同读者的‘偏见’（prejudice），拒绝施莱尔马赫试图恢复文本的原有意图的解释学目标。”[37]确实如此，在读者接受某一作品的过程中，王夫之更突出其中的差异性而非一致性。在《古诗评选》中他曾说：“无端无委，如全匹成熟锦，首末一色。唯此，故令读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为端委，而兴观群怨生焉。”[38]“无端无委”即强调一种不确定性，这与英伽登所说的“未定点”，伊瑟尔所说的“召唤结构”，艾科所说的“开放文本”十分相似，而“读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为端委”则强调了一种自由填空和对话的过程。从历时脉络看，王夫之的诗歌接受理论不再拘泥于“以意逆志”的求一阐释思路，它承续的主要是“诗无达诂”“诗为活物”的求异性思维。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与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只重读者的观念不同，王夫之的“四情”说在关注读者的同时，并未忽视作者和作品的重要作用，“兴观群怨”是一个“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双向交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