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①,其间用时八年，而且平卢节度的实际地位较陇右明显要低②。有学者认为直至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才与玄宗建立了进一步的信任关系③,与哥舒翰的迅速升迁相比，安禄山不能算是被过度宠信，我们应该更关注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斗争。
从地域上来讲，这批边镇力量主要分布在朔方节度使辖下的三受降城与安北都护府一线、范阳节度使辖下的幽营地区，以及由杨国忠遥控的剑南两川地区。从人员上来说，张齐丘、安思顺、郭子仪、安禄山、史思明、章仇兼琼等一众新起节帅都在此范围之内。史学界习惯以“寒族蕃将”来予以概括，事实上“寒族”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培植新兴边镇势力；而“蕃将”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只是在杂胡广布的幽营一带较为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反例是，李光弼是典型的蕃将，但他并非玄宗着意提拔者。陈寅恪认为“玄宗时默啜帝国崩溃后，诸不同胡族之小部落纷杂散居于中国边境，或渐入内地”,而“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④“蕃将”的崛起只是玄宗朝中央政治大变动催生出的一种表象，无论是幽营诸州还是朔方军辖内，胡人势力的兴盛都是政治斗争支配下的诸种结果之一。如果将这种现象作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起因，则恐有舍本逐末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