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亲切而友好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和盘托出我自己的事。”
“好啊，好啊！”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有毒的饼说：‘我去找警察法办她。’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儿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像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嘛，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的意思是说，她怎样也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回来时，只有我爹一个人。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可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我妈，她身体也不大好，干活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乡镇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声音说，仿佛在形容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一张证明。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证明，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证明？’我就马上把证明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账，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2]，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儿。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儿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儿，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儿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儿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酸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