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这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促使他创造出伟大的成果，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这部巨著。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8]。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的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的突出地位，司马迁要改变这种传统，使历史撰述也能成为一“家”。“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的提出，反映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产生时所达到的高远的境界，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意识的发展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而出现了《史通》，经历唐、五代至两宋而出现了史学批评的繁荣，经历元、明至清前期而出现了《文史通义》，经历清后期的社会变动和史学分化至20世纪初出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和章太炎的《訄书》，以及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等，史学意识在2000年中有丰富的积累并不断走向更高的层次，逐步达到对史学的科学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