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在“文化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文化政治批评的主旨指向人民群众的解放，并在这种意旨的指导之下，通过继承和批判威廉斯及其以前的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将文化以及文化批评置于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背景之下，揭露了文化与文学批评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意蕴，并提出文化主体的解放，为人们理解文化及其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文化即人化，就是人与世界互相影响、彼此制约的实践活动和存在方式，人作为文化主体，在物质性、精神性和政治性实践中逐渐实践着自身的本质力量。文化的原初意义就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种属性，也同时含有政治的属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文化的精神属性得到了凸显，政治属性内在于社会制度的运行之中，并与精神属性互动，而物质属性则长期被排除于主流之外，一直被人所否认，从而使得文化主体主要指向知识分子。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和觉醒，大众文化开始作为新型的文化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对精英文化造成了冲击。在对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文化精英主义坚持文化的精神属性和抽象形式，贬低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文化的异化来批判大众文化，坚持知识分子是文化主体的传统。威廉斯在对文化精英主义的批判中，挖掘了文化的物质性，作为其“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以此给大众文化正名，并进一步将文化主体扩展到所有的人。伊格尔顿在“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之下，将文化整体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扬弃了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和审美等文化形式的政治属性即意识形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文化政治批评理论，树立了感性身体化的文化主体性，借以扬弃当前的文化异化，努力为人类的解放探索一条文化途径。探索之路从人道主义发端，进而扩展到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他们的“文化宽容思想”不得不加以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