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曾国藩这段时间的苦心经营非同寻常。
收复安庆
曾国藩挡在太平军的要冲上，不屈不挠，左宗棠、鲍超、彭玉麟诸将善战，屡屡破敌。咸丰十一年辛酉（日本文久元年）八月，曾国荃攻陷安庆城，曾国藩以功授太子少保，曾国荃升任布政使。
征讨全权归于曾国藩
不久，曾国藩又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并归其节制。征讨全权这才归于曾国藩掌中。时在咸丰十一年辛酉十月十八日，日本文久元年。
曾国藩有了节制四省的全权，因自己的位置及责任重大，再三上疏固辞，朝廷不许。所上最后一疏中写道：
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
威望益重愈损
在此之前，京官及督抚中不少人忌恨曾国藩。而随着湘军到处接连制胜，曾国藩的威望更重，其反对者或死或被革职，势力渐减。所以朝廷举全权委任给曾国藩。曾国藩看得十分明白，自己身处满人之间，必须自抑自谦，有关军务之事，与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官文商量决定。自己的功劳都推让给官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务求披沥赤心，结其欢心。所以猜疑虽深，清廷也无法非议他的行为。这就是曾国藩得以妥善完成任务的原因。曾国藩有修养，有雅量，有德性，才能办到，是其他一味气豪胆壮的政治家所学不会的。而他又不单是对满人才是如此。何璟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