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纸店包家的小儿子就说，你外公是我们吉安里最后的绅士啊。
夏天穿香芸纱衫，手捏羽毛扇，在弄堂里笃悠悠走来走去，逢人笑笑，并不说话。
亭子间大嫂说，你外公一手毛笔字写得好，里弄里一叫他就来，弄堂口过年过节的庆祝标语都是你外公写的呢。
他的儿子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外公是得了胃疾去世的。
我很惊讶他竟能记得这些，那年他才12岁。
大家还记得“文革”前，外公是摆过小书摊的，就摆在1号客堂的走廊里，1分钱可以看一本新小人书或两本旧小人书。
弄堂里的跟我差不多年岁的男人当年恐怕都光顾过外公的小书摊。
包家的小儿子还说，可惜那些图书在“文革”中都被烧了，现在还在的话，就是古董了，值不少钱呢。
大家都说我外公是郁闷而死的。
这样一个绅士，已经落魄到要放下脸面来摆小书摊谋生，竟依然被定为“逃亡地主”，还被叫进当时的蓬莱分局里去过一次，是多大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