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洪渊的汉语诗性文化哲学建立在对于工具理性进行反思的前提之上。他质疑“所有的历史都是工具史”的历史观对于人和工具关系的荒谬倒置，指出我们的生命不能仅由工具和工具理性来界定，“完整的生命还有头脑，心灵，上半身，以及，下半身”(98)。工具具有可复制性，但是，那不可重生性、遗传性和移植性的，才是生命的第一要义。在最初的意义上，“物”应该趋向于“物的人化”，使“物”具有属人的性质。然而，在历史的进展中，物已不再是从第二自然返回到第一自然，因而造成的悲剧境遇是——人既迷失了自我主体，又迷失了对象。
任洪渊的汉语文化诗学的诞生，也根植于他个人的精神人格的发生，根植于任洪渊独特的人生命运的体悟。任洪渊1937年阴历八月十四日生于四川邛崃白沫江乐善桥上游的一处民居里。“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国民党的成都监狱。不满周岁，父亲已经远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的童年父亲不在场。”任洪渊被指命里“上克父母”，“6岁，就面对母亲青春自祭的悲剧”。“一个生来没有母亲情结没有父亲仇结的男孩，怎样非弗洛伊德地长大？”(99)在任洪渊的人性基因里，有两大特点：第一，正如他的名字的构成一样，他对水、雪等意象十分敏感，此乃自恋式审视的表现。第二，他强烈的自卑情结与天才情结交织。自卑情结导致他的内敛性格，而天才情结的郁结带来强烈的自恋倾向。无论是在蜀才小学还是在平落小学，无论是在敬亭中学还是武昌实验中学，他的成绩总是出类拔萃的，这就养成了任洪渊的天才情结，“不管是自我肯定中的群体认同，还是群体认同中的自我肯定，他开始在数学中寻找自己的角色、位置、名义、身份，甚至身世的谱系”(100)。对于一个与父母无法沟通的孤独的孩子来说，他特别注重孤独空间里的内倾性体验，特别注重在幻想世界里重构自己的精神空间，以文字作为自我精神的载体。在平落小学，任洪渊开始了他的“有声书写”，“也就是说，即使在他日的文本上，他的词语不仅是写给眼睛看的，也同时是说给耳朵听的，是笔下的，也同时是上口的——他的词语继续响在动在书页间，也可以随时从书卷回到唇齿中，因为那是始终带着他的呼吸、心跳、体温的词语”(101)。他的带有自叙传色彩的诗歌《1972：黄昏未名湖》（一稿写于1972年，二稿写于2012年）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具有天才情结的任洪渊写下这样的句子：“从我天骄的风姿，风华，风仪／到天成的人格，天纵锋芒的词语”。这个天才的孤高自恋的诗人面对未名湖的时候，就像在水边自恋的少年那喀索斯，未名湖就是一个纯美象征。未名湖也跟任洪渊的名字一样“含水”，未名湖是烟波的西施，“多一半是个体之上的家和国”。这高度人格化、象征化的未名湖，以“爱的绝对命令”“以身体的语法和身体的词法／给我的名词第一次命名／动词第一推动，形容词第一形容”，成为任洪渊确证自我精神人格的唯一载体——“我守住满湖未名的涟漪，和她／等待我命名的眼波，守住自己”。诗中隐含的天才情结借助那喀索斯原型，展开了个体主体性反思与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