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用人不论亲疏。在用人上应当“无亲疏、新故之殊，唯贤、不肖为察。”区别贤与不肖，做到不论亲疏用人，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有“公”心。司马光说：
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39]
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政治集团，都是一定政治倾向的“众”，即使“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所谓的“公”，也只是一定政治范围内的“公”。司马光临终前为相八个月，何尝不论亲疏去用人？
其四，用人当容其短。《资治通鉴》论到敌国材臣可用，举到历史上的人物有秦用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羽，曹魏得许攸而破袁绍。这些例子，表明“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40]
其五，用人不疑。既要用人，“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41]
总之，《资治通鉴》突出了“用人”在历史治乱兴衰中，具有关键作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君之“道”，“为君之要，莫先于用人”。他在《功名论》中说：“人臣虽有才智而不得其施，虽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忧劳于上，欲治而愈乱，欲安而愈危，欲荣而愈辱矣。”这些在司马光的历史盛衰论中是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