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史学促进民族间的历史认同方面，也并非循着直线前进的。《辽史·文学下·刘辉传》记，刘辉曾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礼部郎中。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以《四夷附录》记契丹事，辽朝统治者为之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刘辉本是汉人，为辽朝所用，并从辽朝的立场来看待此事，这跟当时许多为辽朝所用的汉族士人一样，亦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刘辉强调辽宋间应尽“兄弟之礼”，虽在替辽说话，但并无辱宋之词。不独如此，就是契丹族统治者中，也常常表现出对于辽宋和好关系的珍视。辽兴宗意欲南伐，其重臣萧孝穆谏曰：“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皇帝仆唐立晋，后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驭始旋，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烝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昔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140]又说：“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141]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当时民族关系中比较有远见的政治见解。即使从这种认识来看，对《四夷附录》也是不好接受的。刘辉的言论，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契丹族统治者对于本民族在中原皇朝所认可的史书中之位置的重视，也可以说是曲折地反映了民族间历史认同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