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怀疑，很多自然的德都有这种促进社会福利的趋向。温顺、慈爱、博爱、慷慨、宽厚、温柔、公正，占有全部道德品质中最大的比例，而且往往被称作社会的德，作为它们导致社会福利的倾向的标志。这个看法的影响是如此的大，以致有的哲学家们认为人为措施与教育产生了所有道德的区别，同时这种区别也是聪明机智的政治家们用荣辱的观念来尽力约束人类无节制的情感，并将那些情感导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而得来的结果。但是这个理论与实际经验不相吻合，其原因有两点。一、除了那些倾向和破坏公共利益的德与恶之外，还有另一些德与恶。二、如果人们没有自然的赞赏与谴责的情绪，政治家们绝对没有办法刺激起这些情绪来；并且，正像一种我们完全不理解的语言一样，值得夸奖的和值得赞美的、能责备的和能憎恶的等形容词都将会变得让我们无法理解，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尽管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但是它依然让我们认识到，就是在极大程度上，各种性质与性格的促进公共利益的倾向发生了道德的区别，而且正是由于我们非常关心这种利益，因此我们才对它们加以赞赏或者谴责。但是我们只是因为同情才对社会发生那么广泛的关心，因而我们正是因那个同情原则才脱离了自我的圈子，就像他人的性格对我们的利益有促进或者损坏的倾向似的，我们也对那些性格感觉快乐或者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