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者还表明，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所以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而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发表于1959年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话乃他的老师布尔教授所讲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接着表述：“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还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单方面地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言，季羡林先生的容忍精神客观上多少有些消极和无奈，而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这表达了他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