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三大贤给我的印象是，除了超尘绝世的才情，决定性的因素还有两方面：首先是创作中感性与知性的兼容并美；第二，就是他们皆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以接受与超越的积极情感完成自己的艺术。同时代的海顿与亨德尔还能企及，后世作者就有差距了。瓦格纳与勃拉姆斯就没有这样的气概与神秀。那马勒又如何呢？
我认为马勒的创作几乎就是那三位作曲家的反例。当然必须承认，写作交响曲的时候，马勒在感性与知性方面皆有独到的处理：情感剧烈的音乐渗透着天才的配器手法，并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融入缜密的复调思维。他的后期作品有时甚至被认为是着重复调的结构而弱化了和声的支持。然而就其面对生活之态度与气概而言，马勒是消极的。从音乐内容出发，他的交响曲往往给我欲战胜而乏力、求喜乐与解脱而不得的印象（听者显然深受感动）。不过交响曲中包含了太多的音乐景象，在另一条线——艺术歌曲当中，我们反倒更容易看清那种轨迹。
起先听马勒的歌曲仅因为好听，后来却发现这些作品构成一条完整的线索。它们并不是那些大型交响乐的“伴奏”，而是一条对位旋律，只有将歌曲与交响乐合在一起时，我们才听到完整的主题——马勒音乐之内容与轨迹。作曲家进入成熟阶段后，不仅每一时期都出现两类作品的对应，还往往是歌曲先行——预示出下一部交响乐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作为马勒音乐的另一面，他的艺术歌曲对其体裁本身的贡献也不在他的交响曲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