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供替代的说法是，事件状态的价值由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幸福水平来决定。我会在下一章考虑这个想法。关于价值的目的论也从事实中得到支持，哪怕快乐主义作为对价值的一般性解释是错的，但无论如何有一系列重要价值似乎适合“要加以促进的事件状态”这个模式。痛苦和死亡是明显的例子：宣布它们的规范意义仅由要避免它们这一事实组成，而就死亡来说，人们会尽可能推迟它的降临。在我们引用过的例子中呈现得极为明显的这些价值激发了我们的效果论的直觉。（“假定你们面临着行为选择，一种选择会导致一位无辜者的痛苦死亡，另一种选择会导致五个人的死亡……”）
就像这些案例所说明的那样，痛苦与死亡经常通过赋予事件状态以价值或反面价值而提供了我们要促进或防止这些状态发生的理由。但是快乐、痛苦、死亡，尽管它们很重要，并没有穷尽价值和反面价值的范围，由于上面指出过的原因，它们在这个方面不能代表其他许多价值。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例子是孤立的，没有给我们提供一幅完整的价值本身的图景。考虑一下死亡的例子。除了死亡是不是恶、它有多恶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反面价值这样一些问题。由于死亡是恶无非就是说活得长一些比结束生命要好，所以死亡的反面价值仅仅是生命的肯定性价值的一个方面。所以应当如何理解这种价值的问题包括：我们有关生命的价值的思考如何受到生命有限这一事实的影响？我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一事实？恐惧？沮丧？我们在决定如何生活的时候应当如何接受死亡的可能性？我不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回答能够从这样的想法中产生出来：在人的一生中，这件坏事在任何时刻都会以各种方式降临。相反的考虑似乎更加有理：最好把我们在具体案例中获得的大量判断视为来源于并成形于我正在描述的这一整套比较一般的态度。但若我们仅仅关注死亡不可避免这一事实，追问很快就死而不是晚些时候再死有多么恶，那么态度问题就被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