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参见《严复传》155页所引严复逸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