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燮借用一首古诗，对强迫女子“节烈”的坏风俗进行控诉。他说：“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樽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72]从而揭露了这种虚伪而残忍的闽风，比起朱熹在漳州做官时社会上全面推行裹小脚来，又要残酷多了。在当时清王朝不遗余力地推行道德礼教下移的运动中，俞正燮敢于鲜明地提出反风俗礼教的观点，确是个胆识之举。
清前期的理欲观、情理观，都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倡导人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特别是批判“吃人的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
第三节　肯定性善统一的人性论
清前期的学者大都在坚持“气一元论”的前提下，来谈人性问题，批判宋儒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尤其是发挥了性善论，把人性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峰。
黄宗羲从“理气、心性”一元出发，阐述其“性善论”。他说：“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充周无间”，表现在人上，“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气之流行也。圣人亦即从此秩然而不变者，名之为性。故理是有形之性，性是无形之理。”[73]在他看来，既然“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而“理气、心性”又统一于气，所以，必然合乎逻辑地推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气之流行”。作为气化流行产物的心，自然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善，而与心名异实同的性，也当然是天生本善的。黄宗羲还说：“性之为善，合下如此，到底如此，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74]这显然比孟子的性善论进了一步，孟子所说的性善虽然主张四端与生俱来，但仍须人们逐步扩充，而黄宗羲所说的性善则指明“人之善性本然咸具”，无须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