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诏书言简意赅，十分明确地向丘处机表明，他即使不能辅佐成吉思汗处理军国之事，成吉思汗仍然崇尚他的“道德之心”;因为成吉思汗知道，要征服敌人尽管需要“军旅试临”, “实力率之故”,但要达到“久逸暂劳”、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不能只凭武力，还要靠“心服而后已”。成吉思汗之所以从万里之外派出使者专门寻找丘处机， “不限岁月，期以必致”,正是由于丘处机“名重四海”,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征服人心的办法，借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也就是向丘处机这个道教首领寻找统治术。
其实，这种主张主要反映了诏书起草者耶律楚材的思想，正率领大军攻城略地的成吉思汗恐怕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认识。耶律楚材“幼而学儒，晚而喜佛，常谓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他当时为什么不竭力向成吉思汗宣传儒家的“治天下”之道和佛教的治人心之术，反而舍近求远，到千里万里之外去敦请一个道教首领呢?他为什么欣然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乐于为成吉思汗起草一份召见长春真人的诏书，而对“夫子之教吾佛之道，置而不问呢”?后来，耶律楚材写了一篇《西游录》,其中就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