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萧何、曹参相继为汉相国所取得的成功，特地引用了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觏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18]等等。司马迁没有用长篇大论来说明“民”的作用，但他的叙事之中，却往往包含了这样的思想。
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其中多处记载了唐太宗君臣把人民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也反映了吴兢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唐太宗君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君与民的关系展开的。如魏徵在给唐太宗的一篇上疏中写道：“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119]魏徵引用前人关于舟与水的关系、鱼与水的关系，来比喻“民”对于“君”的重要。唐太宗很重视这番话，并以此去教诫太子。又如，唐太宗君臣在讨论隋朝灭亡的教训和北齐、北周“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的问题时，认识到：“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是不可取的。“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120]。可见，君与民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关系到朝代兴亡的大问题。在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历史观念中，民、民众、人民在决定朝代兴亡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极其辉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