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是对陶行知,除了社会革命之外,几乎所有的救国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道德救国——统统被作为社会改良主义而遭到批判。1927年时,张彭春即对这种批判作出过回应。他说:“教育救国”容或“迂缓”,但并非不切实际。恰恰相反,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也。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教育救国之说,容或近于迂阔,然其所期望于未来者则至大:其求者乃永久之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其所注意者乃底层之培植,而非表面之虚饰。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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