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破旧的橡木办公桌正对着门，我的办公桌则藏在门后。每张办公桌旁边都塞着一个带有层层抽屉的高木柜，所以你只能挤进座位里。凯瑟琳桌子上放着一盆盆栽植物，有点挡住了我对面的展示板。展示板上面钉着一份月历，每周四的日子上都画了个圈，还有几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羊绒衫图片，一些带有分机号码的名字。每张桌上均配有一列三个木制公文格和一台打字机。我的那台绿色打字机体型庞大，旧旧的，前面印着烫金的三个字：“科罗娜。”它只有三排按键，似乎需要使出攻城木的力气才能敲出一个字。我十分肯定这是它经历的第二场战争，所以它一定非常结实。我坐下来，拿出了自己的铅笔。
“凯瑟琳，伯德太太都写些什么样的文章啊？”我问。
凯瑟琳一脸困惑。
“什么样的文章？”她重复着，“这可是伯德太太啊。”她补充道，好像我的脑子被门挤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