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政治腐败，宦官干政，政争纷起，朋党倾轧，法制日弛，官吏不为政务，唯以享乐纵欲、沽名钓誉为荣，政风大败，江河日下。士人“好诈”、“好进”、“好乱”风气的出现，揭开了士风突变的序幕。所以《明史》记载：“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陛词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洪武五年（1372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无课农兴士效，立命黜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嘉、隆以后，资格既重甲科，县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龚、黄之治，或未之觏焉。神宗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郡县不克修举厥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以日媮，民生由由之益蹙。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165]当时从朝中的内阁首辅到民间的缙绅士子，无不以贪墨、享乐为能事。如明代的夏言“久贵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八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166]。万历初年，张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使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招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祭酒陈瓒，家东洞庭，资累巨万。“造房，厅事拟于宫殿。辟在园，广百亩，累石或山，极其巍峨。”[167]此类情况，不胜枚举。明代中后期政风，“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168]。这与明前期的政风形成天壤之别，其弊其害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