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例如见玛丽·马特苏达（Mari Matsuda）的文章，“对种族主义言论的公开回应：考虑一下受害者的故事”，载《密西根法律评论》，1989（87）。马特苏达强调，合法的禁止是必要的，因为它代表着对种族主义立场的公开谴责。
[9] 在此，我特别想到了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案例。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关于《撒旦诗篇》应该被禁止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另外，许多住在英国的穆斯林认为，由于对他们的伙伴公民的身份缺乏尊重，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即便他们能够明白阿亚图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一旦对这个要求进行争论，要他们不去支持也很困难。这里的情况被英国保护基督教而不保护伊斯兰教的亵渎性法律复杂化了（迷雾重重，难以实施）。结果就导致了本文中所说的那种僵局。
[10] 我并不是暗示情况总是这样的。它取决于案例和团体。但是比较困难的案例是，在那些案例中，宽容不仅要为保护那个团体辩护，还得反对它们要求的措施。
［美］桑德尔（Michael Sandel，1953— ）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