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纸上”开始谈兵；晚明乱世之交，纸上兵又一次频频现身。可见修辞兴废，和时局实在是密切相关。
两朝领袖钱谦益攒过一部《历朝诗集》，里面收录了刘如孙《湘南杂咏》，他对“纸上兵”这个用法印象很深刻。后来钱谦益给卓尔康写墓志铭，还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详于武备，人皆易之谓‘纸上兵法’耳”——不过这个算是贬义褒用。
有他带头，清代这种用法就更多了。华长卿有诗：“挟策休谈紙上兵，鬓眉豪气尚纵横”。黄文暘有：“遂成法家案，豈等帋上兵。”《孽海花》有“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张潮《幽梦影》：“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
谁最先把“纸上兵”变成“纸上谈兵”，已不可考，但大率迄于雍乾之间。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录，几乎都在这一时代。比如保培基的《西垣集》，黄云渡评注中就明确用了“纸上谈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语：“观其摺奏情词。不过纸上谈兵。其于实在机宜。未必有当。”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提目总要》评价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时说：“盖仿杜牧而作，不免纸上谈兵，徒为豪语。”后来在《平台纪略》后，也说“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