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历史的变化是自人事而感应于天，违反了三纲便是得罪了天，“反天之道，无成者”（《天道无二》），于是，历史、人伦与天，三者统一了起来：
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汉书·董仲舒传》）
历史的前进，也就在于“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尧舜》），所以，无论是进是退，“大原出于天”，最后还是好的不变，万古不变！
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一直到“王者法天”、“王道配天”，董仲舒只是把濡家的伦理史观，作了神学的解释与印证，借天以吓唬民众以遵守伦常秩序，用心良苦，换句话来说，在伦理史观下，他的理论与孔子的一套，也并无歧异之处。
在人性的问题上，他也作了新的综合与发挥，提出了“性三品”说。
孔孟是主善的，认为善是历史的动力，人性本是善的。荀子却认为人性是恶，但可以“化性起伪”，改造为善，从而推动历史前进。韩非来得更彻底，人性是恶的，而惟有恶，才能左右得历史。凡此种种，把中国历史观中关于人性问题单独抽出，足可以与其他什么“民本思想”之类独立成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