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蒙买了两顶精致的羊皮小花帽，微型的，用针别在头巾上作为饰物，据说这是于田妇女特有的装饰。直到如今，我仍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还有一件质地上乘的风雨衣，王蒙说那是在喀什一家进出口贸易商店买到的，底灰色，袖口、衣领、口袋和前襟都镶嵌有淡蓝色的宽绒边，式样新颖，色彩协调，我很喜欢它。以至于到了80年代，我穿上那件风雨衣，仍然觉得式样并不落伍。
年底，又说下乡搞社教，王蒙也榜上有名，并参加了集训。但后来传出消息，有三个人“没资格”，不配当社教干部，被“退回”。一位是画家，因有海外关系；另一位是个维吾尔族女同志，据说在“反修”斗争中有思想问题；第三位就是“大右派”王蒙。当时，下乡搞社教条件很艰苦，要求也很严，不过像王蒙这样的体质，下去搞上几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现在不用去了，这对于我倒不是坏事。但他再一次被排斥，被打人“另册”，又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渺茫。
当然，也有许多好心人设法帮助他，保护他。
当时的文联有关负责人请示自治区党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同志，把王蒙怎么办才好。研究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找个条件好一点儿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长期蹲点，同时兼一点基层工作，这样既有劳动锻炼的性质，也有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思，而且还可以把家也搬了去，安心在农村多待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