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蒙买了两顶精致的羊皮小花帽,微型的,用针别在头巾上作为饰物,据说这是于田妇女特有的装饰。直到如今,我仍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还有一件质地上乘的风雨衣,王蒙说那是在喀什一家进出口贸易商店买到的,底灰色,袖口、衣领、口袋和前襟都镶嵌有淡蓝色的宽绒边,式样新颖,色彩协调,我很喜欢它。以至于到了80年代,我穿上那件风雨衣,仍然觉得式样并不落伍。
年底,又说下乡搞社教,王蒙也榜上有名,并参加了集训。但后来传出消息,有三个人“没资格”,不配当社教干部,被“退回”。一位是画家,因有海外关系;另一位是个维吾尔族女同志,据说在“反修”斗争中有思想问题;第三位就是“大右派”王蒙。当时,下乡搞社教条件很艰苦,要求也很严,不过像王蒙这样的体质,下去搞上几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现在不用去了,这对于我倒不是坏事。但他再一次被排斥,被打人“另册”,又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渺茫。
当然,也有许多好心人设法帮助他,保护他。
当时的文联有关负责人请示自治区党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同志,把王蒙怎么办才好。研究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找个条件好一点儿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长期蹲点,同时兼一点基层工作,这样既有劳动锻炼的性质,也有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思,而且还可以把家也搬了去,安心在农村多待几年。